1952年，北京。郑洞国从上海治病归来，接下水利部参事的任命。对这位曾经统率重兵的国民党将领来说，办公桌上的文件，比战场上的军令更需要重新适应。此时，他身边少了旧部，也少了陪伴多年的妻子陈碧莲。
这段婚姻的裂痕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。郑洞国早年长期在军中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，陈碧莲却曾多次冒着风险到前线探望丈夫。战争年代，能陪着一个军人走过颠沛生活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1948年，郑洞国奉命固守长春。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时，他曾建议放弃这座孤城，以保存几十万军队，但蒋介石没有接受。3月25日，郑洞国飞抵长春，接手了这座已经被包围的城市。
长春城内有军队，也有大量百姓。城外交通逐步中断，粮食越来越少，守军士气低落。到了5月下旬，机场也被解放军控制，城内彻底成了孤城。郑洞国面对的，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，而是一场无法靠意志扭转的困局。
中共中央曾考虑争取郑洞国。周恩来以老师身份给黄埔一期学生郑洞国写信，希望他认清形势，选择停止抵抗。可惜信件没有及时送到他手中。即便收到，郑洞国是否立刻改变立场，也很难断定。他受传统忠诚观念影响很深，对蒋介石仍有复杂的情感。
后来，郑洞国的部属私下与解放军接洽，部队最终放下武器。郑洞国在既成事实面前，接受了安排。走出长春时，肖劲光、萧华专程与他见面，没有以胜利者姿态羞辱这位败军将领，这个细节让他颇受触动。
当晚吃饭时，郑洞国提出三个要求：“不广播，不登报，不参加公开宴会。”这些话听起来简单，背后却有他的顾虑。他不愿成为被宣传展示的对象，也不愿立即面对舆论和旧日部属。此后，他离开长春，过了一段普通人的生活。
1950年8月，郑洞国因病前往上海，途经北京时，肖劲光、萧华再次邀请他谈话，希望他参与解放台湾、完成统一的工作。郑洞国没有答应。周恩来后来在家中接待他，也没有强行劝说，只是耐心分析形势。
郑洞国临别时说：“我先去上海治病，料理家务，然后听从安排。”上海的实际变化，给了他很大冲击。解放前，这座城市物价飞涨、秩序混乱；解放一两年后，社会生活逐渐恢复。亲眼见到这些变化，他对新政权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。
1951年冬，郑洞国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建设。次年，他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。就在这时，家庭问题却迎面而来。陈碧莲不愿北上，提出结束婚姻。她对郑洞国说：“北方寒冷，我水土不服。”郑洞国挽留过，陈碧莲的母亲和弟弟也劝过，但她仍然没有改变决定。
1953年，郑洞国收到离婚通知。离婚后不久，陈碧莲嫁给了上海一名富商。所谓“赌气”，更多是长期分离、生活选择和彼此性格积累后的结果，并非几句争吵就能解释清楚。1955年，郑洞国与顾贤娟成婚，两人后来有了一个女儿。
奇特的是，两家并没有因此彻底断绝来往。郑洞国到上海，陈碧莲仍会去看望他；郑洞国的子女到上海，也会登门探望。生活困难时期，陈碧莲还给郑洞国的长子一家寄去食物。这种关系谈不上夫妻，却保留着旧日情分。
1972年，顾贤娟去世。陈碧莲得知后赶到北京，希望与郑洞国重新生活。郑洞国没有同意。长子一家照料他时，儿孙们也曾劝过复婚，他却始终不松口。有人反复提起，他还会明显不悦。
这并不意味着郑洞国对陈碧莲没有感情。1986年，郑洞国的孙子夫妻去上海看望她，临行时，陈碧莲特意做好红烧牛肉，嘱咐道：“带给你祖父尝尝，他以前最爱吃我做的牛肉。”一句家常话，说明两人之间的旧情并未消失，只是再也回不到夫妻关系。
晚年的郑洞国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，常接待来京办事的起义将领和旧部，为他们提供吃住，临走还自掏腰包送衣物、路费。有人说这些开销可以报销，他却很少开口。对他而言，能够替那些走过同一段历史的人做些实事，已经是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。屈指算来，陈碧莲提出复婚后，两人终究没有再登记，也没有重新同住。婚姻结束了，往来和牵挂却持续了许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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